时间：2025年2月8日

场景：合肥徽园

2025年2月8日下午，我到小区斜对面的徽园散步。

当天的最低气温是零下11度，是合肥这个冬天气温最低的一天。好在晴空万里，明晃晃的太阳给这寒冷的冬日带来不少暖意。开放的徽园里，有不少人在游览散步，有不少人在打卡拍照，还有不少小朋友在游戏玩耍。

在湖西边的一片小树林里，几个五六岁大小的女孩边唱着歌边游戏打闹。她们的游戏一刻不停，她们歌也一直唱个不停。虽然她们唱的歌我都不会唱，但我听得出都是儿歌，偶尔也能听到自己熟悉的一两句旋律。

我在徽园内走了一圈。快到湖边的小树林时，我听到从那里传来“ABCDEFG”的轻快歌声。《字母歌》，我会心一笑，这歌我会，这歌我熟。尽管我没有勇气和孩子们一起唱，我还是觉得很开心。我其实也知道，如果我当时真的和她们一起唱的话，那可能就要大煞风景了。孩子们不是停止歌唱，就是被吓跑了。

现在的孩子真是学得早、会得多啊。眼前这些孩子应该都还没上学，我可以肯定他们早早就学会了26个英文字母。他们已经会唱英文儿歌，他们应该还认识了不少英文单词。

和他们相比，我开始学习英语的时间要晚差不多十年。

1972到1978年，我在村旁的小学读完五年小学和初一共六年课程。那时，我们学校没开英语课。在那六年里，我学会的唯一一句英语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在课间与同学打乒乓球的过程中，我熟练地用“赖碎”和“达报”来表示“发球擦网”和“两跳”的意思。但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两个词原来是英语单词的汉语拼音。

1978年秋，我转到镇上的柘皋中学读初二。中学自初一年级起就开有英语课。我是插班生，比班上其他同学晚一年学英语。那时英语是副科，中考不计入总成绩，同学们普遍对英语学习不当回事。我只记得当时教我们英语的赵老师经常用汉语拼音来标注英文单词的发音。除了记住了26个英文字母外，我不记得当时到底学会了几个英语单词。

我的高中还在柘皋中学上学。我们的英语老师叫王世龙，个高、微胖、方脸、大眼，满面和气，是一位刚从师范学校英语专业毕业的当地人。由于同学们大多来自附近的农村中学，英语基础普遍不好。王老师只得放慢教学进度，并经常帮同学们补上初中阶段应该掌握的英语基础知识。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对英语学习只是感到吃力，但也都没有多少压力，更谈不上兴趣。结果，1982年我的高考英语成绩是33分。当年，安徽的本科录取分数线是397分，而我的高考总分是396分。

除了现在说起来感到脸红的33分外，我现在关于高中阶段的英语记忆就是在那时学会的《字母歌》。

在一次英语课上，王老师在讲解完一段课文后，一字一句地教我们唱起英文《字母歌》。26个英文字母，从第一个A到最后一个Z顺序唱起，旋律轻快，朗朗上口。同学们感到好玩、新奇，很快就都学会了。课下，有时几个同学聚在一起哄笑着唱起《字母歌》。放学路上，我偶尔也会轻声哼唱起《字母歌》。

1982年，我到南京电力学校上学。我的专业是财务会计，但大学英语是一门重要基础课。虽说学的是《大学英语》，但我感到和高中阶段英语学习差不了多少。单词、发音、语法、句法，一切都是从最基础的开始。虽然我顺利通过英语课程考试，但实在想不起来当时学会了点啥。我现在能记住的就是我们的英语老师徐开屏。他是四川人，个头不高，喜欢运动，有着一张学生样的且有些腼腆的脸。

1983年，我最要好的高中同学吴启忠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虽两校相距甚远，但好同学能在一个城市上学自然是很开心的。周日，或是他上我校来，或是我到他校去，一个学期里我俩总要见好几次面。他到我这边来时，除了逛校园外，更多的是我俩一起到市中心去玩。而我到他的学校，只能在他的校园里划定的一些区域里游览。有一次在他的宿舍里，我正对桌上那一大堆的英文书籍、磁带和油印资料感兴趣时，他从中抽出一本厚厚的《实用英语语法》说，感谢我在他上一年复读期间为他从我们学校图书馆借的那本张道真主编的《实用英语语法》，那本书对他的英语成绩提高帮助很大。他又随手找出几张油印的英文读物递给我，说：“这些都是一些简短有趣的小笑话、小故事，你慢点看，应该可以看懂。”

1984年，我参加工作。和我同住一间单身宿舍的舍友叫俞松洋，浙江嵊县人，毕业于浙江工学院。他勤奋好学，上班不久后就在业余时间跟着电台学习了英语。受他的影响，我也跟着电台学起了《英语900句》。书桌东边的他坐在床边，收听着电台播放的英语函授课程。书桌西边的我躺在床上，一句一句地跟着电台学说《英语900句》。一个由原来的教室分割成的不到二十平方的单间宿舍里，重新变成了充满了电台播报和我俩学说英语声音的课堂。

在那段时间，我多次从电台的英语播放节目里听到英文《字母歌》。但我也多次听到与《字母歌》相同的旋律，但歌词不是那“ABCD”等26个英文字母，而是以“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开头并数次重复歌唱的英文儿歌。后来还是从电台的播报中得知，这首英文儿歌的名字就叫“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中文名叫《一闪一闪亮晶晶》。

1987年，我在拿到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会计学（专科）专业毕业证书后，又报名参加了“英语专业基础科”（专科）的自学考试。那时没有培训，也没有辅导，我就是抱着指定的教材死磕。结果，我竟有幸通过了包括《基础英语》和《英语语法》在内的英语专业4门课程的考试。后来，由于工作调动等其他因素，所余下的课程我也就没有再考了。

1988年，我参加南京大学在合肥开办的国民经济管理专业（专升本）学习。这是南京大学管理学院在南京之外开办的唯一的专升本班。学院对此非常重视，选派各专业最优秀的老师来合肥授课。英语作为基础科，自然也是必不可少。每个周末，我们这些都已参加工作的60多位同学，从全省四面八方赶到合肥，认真地听着老师一词一句地讲解英文单词和语法，又一句一句地跟着老师朗读英语课文。我虽然顺利通过了英语课程的考试，但在赴南京参加的学位英语加试中却铩羽而归。

2006年，我参加复旦大学的EMBA学习。我又一次接受了《大学英语》的课堂教学，我也顺利通过了英语课程考试。但除了一堆英语课本和听力磁带外，两年的英语学习好像没让我留下什么。

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接触英文字母的1978年起，到从复旦大学EMBA毕业的2008年止，我的英语学习历经了三十个年头。并且是从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到EMBA，六个阶段的英语学习也是一个不少。虽然每个阶段的英语成绩都不算好，但都没有影响到每个阶段学业的完成，我甚至还拿到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专科）专业的《基础英语》和《英语语法》的单科合格证。但我现在真实的英语水平，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虽然我的英语学习主要是被动地应付考试，但我也有两次主动并成功运用英语的情景。

1989年，我在整理以前的学习资料时，无意中翻出吴启忠同学当年给我的那几张油印的英文资料。我将资料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都是些风趣幽默、浅显易懂的小故事。出于好玩，我试着翻译了几篇。一时兴起，我从翻译的文稿中选取了两篇，作为稿件投递到《合肥晚报》社。大约过了一个月左右时间，我收到《合肥晚报》社寄来的15元稿费，汇款单上注明我的一份稿件的刊登时间——1990年1月22日。

2001年11月，我参加的国际一流公司西欧参访团从巴黎返航上海。在巴黎机场，大家纷纷将兜里结余的外汇拿出来，完成离开欧洲前的最后一次“SHOPPING”。在鳄鱼专柜，我选中了一件枣红色的T恤。我交完钱正准备离开，忽然觉得好像没见着“发票”（付款清单）。我翻了翻衣兜，没有找着。我的眼睛扫了一圈，也没看见我们团的翻译。我只得大着胆子，生平第一次用英语对着收款台的外国男士（法国人）说道：“Please,Where is my paper?”那位法国人一脸疑惑地看着我。我知道我的问话肯定在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忙掏出在别处付款留下的“发票”给他看。他好像懂了，果然在柜台边找到那张属于我的“发票”。

现在，我不用再捧起英语课本了，但接触到英文的机会却越发多了。工作中每天都离不开“WPS”“PPT”和E-mail；出差时经常遇见这个公司的“CFO”或那个公司“HRM”；日常生活中总是需要“Deep Seek”“GPS”和“Keep”；“Hello”“Sorry”和“Bye Bye”也成了与人见面谈话时的常用语。我喜欢的体育比赛中，“Go”“Come On”和“MVP”的呼喊声更是充满整个赛场；我喜欢的脱口秀节目里，随时可能快速飘出成串的英语单词或句子。即便我的头脑有时来不及反应，但并不影响我对整体内容的理解。

现在，我确实也不再需要捧起英文课本了。且不说手机里各种便捷的翻译软件，随时可以提供高效准确的语言翻译。更多的是像有首叫《中国话》的歌唱到的那样：“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开放的中国越来越国际化了。中国制造、中国品牌、中国标准、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喜欢，越来越多的国外商品上印有中文说明，越来越多的外国旅游景点都有中文标识，“微信”“支付宝”等支付方式可以在国外越来越多的地方使用，TikTok和小红书等也正成为全球越来越多人的社交平台。

然而，在一场音乐会中，熟悉的“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旋律还是与我不期而遇。

2021年，我在合肥大剧院观看了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由于没有演奏节目的播报，我有时确实分不清楚正在演奏的曲目的名称。在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一段轻快而富于律动的钢琴声从舞台飘过来。我只知道这应该是莫扎特的一首钢琴变奏曲，但这旋律怎么是如此的熟悉。我又仔细地听了一会，确信这就是我非常熟悉的“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也就是那首《字母歌》的旋律。

那首幼儿园小朋友几乎人人会唱的《字母歌》出自莫扎特之手？带着疑问，我查阅了相关资料。那晚舞台上演奏的曲目名称是《小星星变奏曲》，是莫扎特于1778年创作的一首钢琴变奏曲（K265），而莫扎特这首曲子的灵感来源于1761年出版的法国童谣《啊！妈妈我要告诉你》。1834年，美国音乐人查尔斯·布拉德利（Charles Bradlee）正式发表《字母歌》。他将26个英文字母按顺序排列编写成歌词，而旋律也来源于法国童谣《啊！妈妈我要告诉你》。1835年，歌词来源于英国女诗人简·泰勒的早期诗作《小星星》、旋律同样来源于法国童谣《啊！妈妈我要告诉你》的歌曲“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在英国刊印发行。

说到《字母歌》，不由我想起一个非常熟悉、名字就叫“字母哥”的人。“字母哥”是中国球迷对NBA密尔沃基雄鹿队当家球星——扬尼斯·阿德托昆博（Giannis Antetokounmpo）的爱称。由于他的名字太长长，又包含多个英文字母且难以记忆和发音，于是中国球迷形象而生动地称他为“字母哥”。2月14——16日，“字母哥”作为2025年NBA全明星的总票王，将和其他当选球星一起，在旧金山为全世界球迷奉献精彩的周末篮球盛宴。

从诞生之日起，《字母歌》流传至今已近200年。如果要票选全世界传唱度最高的歌曲，《字母歌》会毫无争议地排进前三名。而从我第一次学唱《字母歌》起，也过去了40多年。可尴尬的是，除了按顺序排列的26个英文字母外，我还经常记不住“Now you know your ABC，everybody sings with me”这歌曲末尾仅有的两句英文歌词。